前言
勉县对鼓舞蹈艺术是把陕西地方民俗和传统舞蹈文艺结合的产物，对民俗舞艺术作品恰当利用可以把人们丰富多彩的思想感情借助传统舞蹈形态表现出来，从而充分体现当地民众纯朴的生产劳作与日常生活场景，民俗舞艺术是中国数千年来最优秀的民俗文化积淀，一如陕西省内“勉县对鼓”这类型的传统民间舞蹈，其久远的历史人文含义仍有待中国舞蹈工作者深入研究、发展与传承。
一、特点
1.汉民族文化的共通特点
陕西地区自汉代便和汉文化结下了无解之缘，所以汉水、汉人、汉文化等始终是当地的重要历史文化所在。而后期从明朝到清代期间，由于经过多次历史性大移居，大规模的移居活动也留下了大批的移民人口历史文化。这一时期多是移民人口，也促使这一区域的汉民族舞蹈艺术文化获得了进一步的发展。所以，在陕西，还可以见到不少带有汉族特色的舞剧，其特征是边唱边跳、充分利用传统道具和极富欢快气息的演出形式，如汉族民众喜闻乐见的社火、大秧歌、舞龙、舞狮等。
2.多样性和多元性的特点
随着移民的不断增多，以及他们相应产生的传统舞蹈艺术文化与民风民俗，使得陕西地区所伴随变化的就是舞蹈表演品种的丰富。多地传统舞蹈文化的相互融汇，使陕西地方的舞蹈表演形式有着多样性与多元性的特色，并与这些地区的传统民族舞蹈艺术文化有着共同之处。比如，采莲船、棚屋、脂鲤灯、板凳龙、小场子等，在其他地区也都可以见到的演出形态，只是因陕西地区历史以及后期经过进一步的发展之后，虽然表演内容上略显差异，但究其历史以及表演的套路还是具有共通之处。
.巴蜀与荆楚文化共同作用之下的舞蹈特点
陕西地区因受其地理环境的因素，在历史上也曾受到巴蜀文化、荆楚文化的直接深远影响，所以在当地也常常可以见到具有巴蜀文化、荆楚文化的舞蹈表现形态。巴蜀、荆楚文化可追溯至夏商周时期，奴隶社会时，在汉江平原地区便不断有巴人迁入，常年的迁徙也造就了巴人的尚武情怀，“周武王伐纣，巴师勇锐，前戈后舞，以凌殷人。”可见陕西汉水流域的巴人伐纣时，战场不仅仅是在前线，后方的歌舞也是战场，以歌舞的气势震慑敌方，鼓舞士气。因此巴蜀的歌舞均是“舞风刚烈，音乐铿锵有力”，其舞蹈形式融入了大量的战争动作和武器形象，十分的震撼，可谓武舞结合。再到后来，汉中王刘邦建立大汉王朝，命令乐师在这个地区结合当地的传统舞蹈形式和地方文化融合出来“巴渝舞”，在将这种舞蹈形式引入宫廷，这在从底层打滚上来的汉朝王室看来很接地气，蕴含着非凡的艺术魅力，在很长时间都是宫廷乐舞的重头大戏。至宋朝，舞乐形式愈发典雅，“巴渝舞”才退下宫廷舞台，但在陕西的民间舞蹈当中“巴渝舞”的表演形式依旧有声有色。如今的陕西薅草锣鼓、花鼓调、川江号子等都有“巴渝舞”之遗风。这些深刻地镌刻在陕西人民的骨子里，引导着陕西民间舞蹈的走向。
二、勉县对鼓的舞蹈形态
最早的“勉县对鼓”雏形可见于光绪初年，当时的勉县村民常常会制作一种“木墩鼓”器物，人们为了驱逐野兽的侵扰，同时也为了防止人身安全受到侵害，于是将“木墩鼓”挂在寺庙，并且安排人轮番敲打，野兽们受惊吓后便会逃跑，随后村民们每家每户都制作这种木墩鼓，然后自行排班，按照居住顺序，每夜派两个人配合着一边击鼓一边巡夜，以此为起源逐渐发展成为当地极具地域性的鼓舞形式，由于它是由两个人配合完成的，所以当地都称之为“对鼓”。对鼓表演时，先由一人肩扛扇牌，然后顺着场地边缘挥舞扇牌，以烘托氛围，活跃观众的情绪。接着便是两个人，胸前挂鼓，在扇牌手的带领下，做“跑场鼓”上场，随后开始正式表演。表演时二人对面马步站立，扇牌手居中，三人呈三角鼎立画面。对鼓的舞蹈形态有多种，简单可以总结出十种步法，分别是蹲裆跳转、黄莺闪翅、前蹲后退、武松打虎、猴子望月、架槌、对击、背靠比武、绕扇牌和绕牌打场十种，这些舞蹈步法皆是八个拍子完成，是由鼓手与扇牌手配合同时做出的动作，像其中经典的“黄莺闪翅”的动作即是首先右手抬起上扬，然后顺势敲鼓，在左手抬起上扬，顺势敲鼓，接着呈弓步，右手上扬，左手下甩，再收脚呈八字步，随后双手击鼓两下，再重复一遍同样的动作即止。
三、勉县对鼓的传承与保护策略
首先，提高对陕西省地方民俗舞蹈的保护，通过采取立法等实际举措推动陕西地方民俗舞蹈的进一步发展，把陕西省民俗舞蹈艺术和地方文化管理工作进行有机融合，并通过政策等合理的引导手段对地方民俗舞蹈艺术进行扶植，从而使其获得更加广阔的发展空间。此外，通过把陕西省民俗舞蹈艺术和地方人民群众文艺生活相结合，可以借助地方民众的文化力量提高民俗舞蹈保护的实效性，同时也可以在地方人民群众中普及更高水平的舞蹈艺术与传统文化教育。
其次，建立陕西省民俗对鼓艺术作品文化继承基地，以加强对陕西省民间舞蹈传承者的合理保护工作，由于陕西省民俗对鼓艺术作品是重要的非物质文化产品，保育工作中应当着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