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圣殿之门
（一）初入民院——藏语学习
年深秋，从上海北上的火车，把我带到了首都北京，也把我带进了语言殿堂之门。
我高中就读于上海民立中学，语文老师叫张撝之，是上海南洋模范中学来兼职的教员，语文功底极好，口才尤佳，特别是写得一手好字，他的课堂板书成为学生们的字帖，课后大家舍不得擦去，模仿他的书法，成为班上一景。后来，他成为上海教育学院教授、中文系主任，出版过《世说新语译注》《唐代散文选注》《中国古典文学选读》，编过《历代人名大辞典》《大学语文》，汉语言文字上有很深的造诣。他是我语文的启蒙老师，也是我对语文发生兴趣的引路人。在张撝之老师的引领和指导下，我在高中时就对语文产生很大的兴趣，具备了一定的写作能力。年，我参加了全国第一届统一招生考试，考上了中央民族学院，虽然这与我报考的志愿并不符合，又有很多亲友劝阻，让我第二年再考，以便留在上海，或考上更好的大学，因为我喜欢文学和语言文字，便力排众议，自作主张，毅然北上。对于当时乡土观念和自恋情结极重的上海人来说，我或许可以算作另类。
中央民族学院的前身是年在延安创建的民族学院，年解放后迁入北京。中央民族学院是56个民族的大家庭，民族服装鲜艳夺目，民族歌舞丰富多彩，民族语言文字更异彩纷呈。这种独特的文化氛围，异样的民族风情,是在其他大学所无法体验的。汉族学生大多在语文系，学习各民族的语言和文字。少数民族学生主要学习政治、汉语文、文艺等学科。
语文系当时是大系，开班20余个。分班的原则，不完全按民族，有些民族语还按语言区分班。我被分配在安多藏语班，另有1个拉萨藏语班。拉萨话与安多话是方言的差别，互相不能通话。我们班14个人，后来退学1人，13人中9男4女。
新中国初建，百业待举，民族工作是重点之一，迫切需要翻译人才。我们学习的定位是口译和笔译，主要是口译，文字不是教学的重点。我学习了1年多藏语口语，还不认识藏文，口语是通过于道泉教授创造的一种拉丁字母形式的拼音符号学习的。
当时中央民族学院语文系的学生毕业后大多分配在民族地区做语文翻译、教学和文化方面的工作。我年毕业后，被分配在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语言研究所。2年后,少数民族语言研究组被从语言研究所剥离出来,成立了少数民族语言研究所。六十年代，少数民族语言研究所与民族研究所合并为一个所后，成了后者下面的一个室，叫语言室。我留在北京工作,是幸运，也是异数。严格来说，我进入语言殿堂之门，应从进入这个民族语文的科研机构开始。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改革开放后独立为中国社会科学院。虽然这种科研体制是学习前苏联的，但无论建制、管理、资源、人才和水平远远超过原国民党政府的中央研究院。
中央民族学院初创，民族语文教学是新建学科，既无成规可依，也无旧章可循,开课大多结合不同语言学习的需要，以实用为主。除了政治课外，共同课程有语音学、语言学、教育学、民族学之类必修课，学习藏语的，还开了喇嘛教概论和藏语语法之类的专业课。遗憾的是，或许因为怕影响少数民族语言的学习，不开外语课，这是一个失策。初创的学科，缺师资，少教材，课程不能像今天这样科学和合理地设计，也在情理之中。马学良先生当时是系主任，亲自讲授语音学，一位叫邰昌厚的苗族老师是他的得力助手，给我们作辅导。语音学是学习少数民族语言的奠基课程，也是以后调査和研究语言的基础课程，做语言调查和研究工作的学生，得此启蒙，终生受用。马学良先生秉承导师李方桂的教学方法，对国际音标的发音和记音训练，深究细研，严格要求，为我们打下了语言学习、调查和研究的深厚基础。马学良先生不遗余力邀请了吕叔湘先生来讲比较语法，请髙名凯先生讲语言学概论，请罗常培等学界名人来做讲座，这在当时是难能可贵的。通过4年学习，学生们虽然没有进入语言的殿堂，却跨进了语言的门槛。
在分配专业也就是选择自己想学的语言之前，学生要填写一个志愿表，可以有三种选择。觉悟高的同学都填写服从组织分配，我却没有这种觉悟，三个志愿都填写的是藏语，因为只有藏语才符合我的条件。我选择的标准是有文字、使用人口多、有深厚的文化底蕴，认为学习那些没有文字、使用人口不多的语言，将来工作和研究都不会有太大的发展。一个曾兵临长安、娶了两位唐朝公主、有独特宗教文化的大民族，一定倍受世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