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歌剧的产生在“五四新文化运动”的背景下不断发展起来的。在新的世纪下，中国歌剧的发展，应当吸收中华民族传统音乐中的养分，以服务广大人民群众为前提。创作出有中国特色的民族歌剧。 歌剧(opera)它一般意义上的概念是“由音乐、戏剧、舞蹈和美术等相结合，而以歌唱为主的一种综合艺术。” 中国歌剧产生的背景是年“五四”以来的新文化运动特别是新音乐运动为歌剧在中国的产生准备了条件。因此中国歌剧始于“五四”以后，随着“新音乐”运动的发展而逐步发展起来的。
20世纪初，以学堂乐歌为主的中国新音乐文化进入启蒙教育阶段。在沈,11,、曾志志、李叔同等的不懈努力下，通过乐歌的传唱和乐歌为主的学校音乐教育，向中国大众尤其是学生开始系统地输入西方音乐知识。这一时期西洋歌剧传播以歌剧著作的翻泽、介绍以及二十世纪20、30年代外国歌剧在华频繁传播活动为主。西方的一些西洋歌剧团也开始光顾中国并给我们带来西洋歌剧名作，仅年、年、年意大利歌剧团就三次来沪，在夏令配克(今新华电影院)和兰心大戏院上演了《阿依达》《弄臣》《茶花女》等几部意大利歌剧。 《卡门》《浮士德》等50多个剧目，更由俄国歌剧团几度在沪上演。年6月，商务印书馆出版了叶遇春的《西洋歌剧考略》，系统地向中国观众介绍西洋歌剧的艺术和西洋歌剧发展的历史，较为详细地介绍了西洋歌剧名作。使中国观众进一步的了解西洋歌剧。 中国歌剧的诞生，一般认为是20世纪20年代黎锦辉创作的儿童歌舞剧为开始的，他自年开始创编并逐渐形成儿童歌舞剧这一体裁。黎锦晖创作的这类作品，虽然不是完整意义上的歌剧，但是它己经具备了歌剧的一些主要特征。有故事情节、有布景、有独唱、对唱，有载歌载舞的场面，还有个人内心独自的场面等。黎锦晖先后创作了《麻雀与小孩》《小小画家》等共12部儿童歌舞剧，儿童歌舞剧创作采用了一定的西洋戏剧手段和配器方法，这也是中国歌剧的雏形期。
年聂耳和田汉推出《扬子江暴风雨》，这种话剧加唱”的做法后来也成为一种较为普遍的歌剧结构形式。30年代末至40年代初，在中国逐渐出现了大量模仿西洋歌剧艺术形式而创作的歌剧，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是《农村曲》《军民进行曲》。除此之外年，陈田鹤在山东省立剧院创作了歌剧《荆柯》，此剧基本上也是按照西洋歌剧的形式写的。比如有序曲、幕间音乐、场面音乐以及合唱、重唱等。全曲采用西洋管弦乐队伴奏。还有陈歌辛于年创作的《西施》、蔡冰白编剧、钱仁康作曲的《大地之歌》(年)等。年，延安兴起了通俗易懂、群众喜闻乐见的新秧歌运动。在延安秧歌运动基础上产生的秧歌剧《兄妹开荒》《夫妻识字》这种载歌载舞、新颖活泼的广场歌舞剧形式，改变了中国歌剧艺术的发展方向并且直接孕育着大型歌剧《白毛女》。年4月，由马可等集体创作的歌剧《白毛女》在延安首演获得成功，它是我国歌剧史上一座里程碑式的作品，标志着中国歌剧寻找到了自己独特的发展道路，第一次较好地解决歌剧与中国人民现实生活之间的关系，形成了自身鲜明的美学品格，从而使中国歌剧进入了新的阶段。 纵观中国歌剧创生发展的轨迹：中国歌剧无论在创作手法和素材上，都是以地方戏曲或地方音乐为素材，在表演形式上借鉴中国戏曲或西洋歌剧，并立足于适合于本民族审美需求和习惯进行创作的。
中国歌剧发展方向的思考 1.走民族化道路 年歌剧《白毛女》演出的成功，使我们了解到，中国歌剧只有根植于中华民族这片肥沃的土壤才能得到广大观众的认同。当今社会的多元化，使人们的审美也变得多元化。中国歌剧如何才能做到既符合我国大众的“口味”，又能得到国际的认同呢? 本人认为，只有走民族化的，适合我们广大人民审美需求的，才能使中国歌剧越走越远。从近些年来的音乐发展来看，从艺术家到广大群众，都在追求来自本民族特有的音乐表现形式。第十二届青年歌手大奖赛将原生态演唱列为了除美声唱法、民族唱法、流行唱法后的又一种唱法。此次命名的原生态唱法的比赛其实应该是民歌的比赛。它包括了我国丰富多彩、形式繁多的民间音乐的各种类型。原生态唱法的推行在社会各界引起了强烈的反响，从艺术家到广大群众都得到了广大的好评。原生态唱法的推出使我们发现在逐渐向国际化靠拢的当今社会，竟也有这种具有强烈民族性特点的天籁之音。虽然他们的语言我们听不懂，但是他们用声音所传达的音乐思想却使我们为之感动。我们感叹在我们的中国大地上居然有着如此丰富多彩的声音，有着如此形式多样的表现形式。这些东西是我们本民族特有的，是具有中国特色的。中国歌剧应到借鉴这些民族性的艺术形式。将民族的文化传统，生活风俗与国际音乐艺术术有机的相结合，来进行创作。用民族的音乐、民族的语言、民族的表现形式、民族的审美标准、民族的艺术情趣来创新出符合广大人民群众需求和喜爱，的具有民族特点的歌剧。
2，走群众路线 “音乐是人为着自己的需要而被创造出来，也是因为人为着自己的需要而存续而守成而发展而变化的；任何一种音乐风格、观念、语言、技法、传统以及蕴含于其中的人文精神在历史进程中发生、发展、演变的任何一件事实，都可以从人的自身需要及其时代变异中获得台情合理的解释。”从古代原始社会至今，音乐的发展都是随着人们的需要而逐渐向前发展的。无论是古代祭祀音乐还是明清时期的说唱音乐都是以人们的需要为前提而存在的。所以，歌剧的创作应该是贴合现实的，能够反映广大人民群众需求的。 歌剧《白毛女》之所以能够得到巨大的成功，这是与它取材于群众，深刻的反映了当时群众的生活是分不开的。它将题材深深植根于中华民间沃土、将人物性格定格在当时社会最底层受压迫的农民身上，将民歌、戏曲的音调、表现方法与西洋歌剧的不同人物不同音乐形象、巧妙的相结合。使我们的人民群众“看得懂，听得懂”，并能随着剧情、音乐的推进，与剧中人物同喜、同悲、同怒、同恨，把它当成“咱们农民自己的歌剧”。郭乃安说：“音乐，作为一种人文现象，创造它的是人，享有它的也是人。音乐的意义、价值皆取决于人”： “在音乐本身与其外部诸条件的交互关系中有一个中心的接触点，那就是人”；“人是音乐的出发点和归宿”。歌剧创作也应如此创作者应当把广大人民群众放在首位进行创作。因为我们创作的作品听众是群众，是要为人民享用的，是要反映广大人民群众的需求的。只有的得到了群众的认可，作品的价值才能体现。一切脱离了群众的作品，他的艺术生命只会是短暂的。中国歌剧只有服务于“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才能得到长远的发展。
我们伟大民族的子孙们根据自己的需要不断进行新的创造，中国音乐传统和传统音乐才得以在历史的长河中不断吐故纳新，才保持住自己的旺盛生命力的。中国歌剧应当坚持继续发扬民族的传统，只有坚持民族的艺术才能成为世界艺术宝库中的一部分，才能为人类艺术的发展做出自己的贡献。发扬民族艺术，坚持“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走出一条具有我们“中国特色”的歌剧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