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与桑植县白族文化传承人钟必武先生的访谈中得知，对于仗鼓舞的起源说法虽然各不相同，但毋庸置疑的是它们均为白族先祖合力共创的早期文化成果。钟必武先生讲述到：“在白族先祖迁徙落户到桑植县的第三年，此时土家的“摆手舞”与苗族的“猴儿鼓”在当地已有较大名气，并时常组织训练与公开演出，桑植当地的白族人民也经常前往观看，由此他们商议必须要创编出具有本民族特色的民间艺术作品，才能与土家族、苗族同台抗衡与竞技。
而此时正逢年尾，家族祠堂门口有几户人家在打糍粑，其场面热闹非凡，且动作洒脱干脆，于是大家便借助粑粑锤为道具，以打糍粑动作为辅助，创编出具有本民族特色的传统体育舞蹈白族仗鼓舞，为丰富仗鼓舞活动内容，人们便将武术动作融入其中，使仗鼓舞既有舞蹈的柔美温润又有体育的刚劲阳刚。”在交谈中，笔者了解到在仗鼓舞的每个动作背后都有一个故事，如“将军背剑”是说白族先祖谷均万在带领白族人民定居在此后，为了保护同胞不受欺凌便常在山洞中练武。
这时宋军派人来行刺，谷均万躲进山洞深处时突然出现一位石将军手拿青龙偃月刀，敌酋以为是关羽在世便被吓跑，此后谷均万及其后代为了感念“关羽”的救命之恩，便创编了招式“将军背剑”。这便是马合口一带谚语：“将军背剑，勇往直前。”的由来。在仗鼓舞动作“野猫戏虾”、“五龙捧圣”、“兔儿望月”的背后故事中也都暗喻了白族人民不畏艰险、刻苦奋斗的民族精神与坚持不懈、勇敢拼搏的时代精神，正是他们这样的理想信念为白族后代子孙在异乡繁衍发展提供了精神上的支撑力量。
综上所述，无论是哪种起源依据的佐证形式都陈述着同样的观点：桑植白族仗鼓舞的形成源流皆是围绕着民间生产活动“打糍粑”这一行为方式为主体。诚如文化学家罗雄岩所说：“有部分民族舞蹈可以反映出不同社会发展阶段人们的生产方式和社会生活状态。”由此可见，仗鼓舞起源于桑植白族人民的生产活动是有据可循的，可归结于劳动起源说一类。在仗鼓舞不断的发展、创新、融合进程中结合了刚劲勇猛的民间武术动作和婉转柔美的舞蹈姿态就成为如今“舞武合一”的桑植白族仗鼓舞的文化特征，而在桑植地区广为流传与发展。
白晋湘教授在《民族民间体育》一书中将中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项目分为武艺类、舞蹈类、体操类等十个类别，并将白族仗鼓舞归于民族传统体育项目分类中的舞蹈类项目，属于我国少数民族体育舞蹈的一种表现形式。因此，仗鼓舞既具有体育的健身特性，又具有舞蹈的艺术审美性。仗鼓舞主要通过人体的运动形态作为呈现民族体育文化的物质媒介，除了以舞蹈动作这一表现形式外，它所配的音乐、道具、服饰都可以帮助人们获得最直观的感知。
为了更好的区分最为流传仗鼓舞的三个村落在运动形态上的区别与联系，笔者在实地调研过程中采访了芙蓉桥仗鼓舞的传承人王安平先生、麦地坪仗鼓舞传承人钟必武先生、马合口仗鼓舞传承人谷春凡女士三位主要传承人，并将从仗鼓舞的运动形态、律动特征、音乐特点、器具配置四个方面展开分析，仗鼓舞在创建之初，有着传男不传女、女性不得跳仗鼓舞的民间规定，因为仗鼓舞的创始人皆为武将，便在其中融入较多的武术动作，其风格较为粗狂、豪迈、刚强，女性不能将其特点发挥得淋漓尽致，后来在仗鼓舞动作逐渐艺术化的过程中，女性也参与到跳仗鼓舞的行列中来。
以下将以这三个白族乡镇的仗鼓舞为例，分析三个乡镇仗鼓舞动作结构的共同性与地域环境的特殊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