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对胡乐人的地理、服饰和形象特征进行分别阐述。在地理方面，胡乐人位于丝绸之路连通的中亚地带，来自于多个邻近的城邦绿洲小国，以昭武王国为姓氏，气候较寒冷、土地肥沃、农耕畜牧，水源充足，以草原游牧民族居多，因此其交通工具以骆驼和马为主（在多个胡乐人俑中均见骑马或载骆驼俑）。
善市贾、争分铢，嗜酒而好歌舞，是东西方交汇的聚集地，与大唐有着商业、贸易、文化、艺术的往来与交流。在服饰方面，宽襦窄袖的胡服、简洁便利的长衫、式样新颖的胡帽、舒适合脚的胡靴，色彩鲜艳的头饰、民族风情的胡妆，各种材质的配饰，少数民族的装扮，歌舞伎场所中的新奇服装，对中原人产生了风靡的“胡服胡风”的热潮。
一、胡乐人的地理特征
研究隋唐时期的胡乐，胡乐人的来华，必然要了解西域昭武九姓各国、各民族的来历和背景。他们既然不是中原本土固有乐人，是从哪里来的呢？起源于何处呢？所在的地理方位在什么地方呢？因此为了本文更加深入透彻和全方位地向下进行，了解胡乐人的始源问题是非常必要的。
关于隋唐时期以“昭武九姓”名称而出现的少数民族的起源，在古代音乐史的史学界公认，在史料《南史》、《北史》、《通典》、《旧唐书》、《新唐书》中都有对应的记载。处于丝绸之路地位的昭武九姓，是一个个绿洲城邦小国：米国、安国、曹国、何国、石国、史国等等，这些不仅仅是国家名，也是居住在小国内的人员的姓氏。
其中康居国的康国是最大的一个附属小国，不论是人口数量，还是善于经商贸易，能歌善舞的才艺水平，还是交际能力，均是居第一梯队的。从数量上来细说，从各个史料中考量，是远远不止九个国家的，只是有的国家面积比较小，在历史上的记载偏少，因此不算做主要的昭武国家。
在不同的古籍之中，陈列和记述的西域国家的数目，也是不尽相同的。笔者以《通典》、《旧唐书》、《新唐书》等有关唐代的正史为参考文献，整理和划分出来的昭武九姓为：康、安、曹、石、史、何、米、穆、等常见国家和姓氏，以及火寻、戊地、那色波、乌那曷等特别小而不出名的小国。
在之后的专著《文献通考》中，各国家的介绍大致相同，略有少量修改。我们知道，隋代隋炀帝修通了大运河，唐代也是史无前例地贯通边疆内陆，与边塞地区的交通，一旦道路畅通了，來往的人群自然而然就会变多和频繁起来。这时候爱好做生意、偏爱歌舞乐的粟特人，纷纷涌向了大唐长安等大都市。
这些西域装扮的胡人们，擅长与汉族市民打交道。为了入乡随俗，他们就以自己国家的称呼来命名自己的姓氏，既体现了自己的国家特色，也迎合了中华本土的传统习惯。在历史的进程中，昭武九姓各国虽无战争和战乱，但也从没有聚合起来，形成一个政治上统一的王朝或者民族众多、面积广袤、人口众多的大国家。
因此具有向心力的、经济大繁荣的唐王朝对他们很有吸引力，胡人们骑着具有西域特征的马匹和骆驼，不远万里纷至沓来，进行友好交往的同时，带来了少数民族的音乐和舞蹈。中华友善又强大而兴旺，促成了少数民族与汉民族的大融合。
唐代各个城邦绿洲国的地理位置，结合中国的各部史籍中的－些记载，笔者将这些昭武九姓的国家划圈以示，分别有：安国、康国、石国、碎叶、疏勒、龟兹、焉耆、据史德、于阗等区域和地区的地理方位也一目了然了。《魏书西域传》载：“者舌国，故康居国”笔者稍加分析之。
这其中的“者舌国”就是昭武九姓中的石国，这就与《新唐书》、《旧唐书》“西域传”条目中的内容相对应起来了。康国是各个昭武九姓小国家的首席代表，在《旧唐书》中记载了多个主要国家：米国、安国、石国、曹国、石国，是康国王国的后裔，对于康居大国提及地不太多。
经过仔细查阅，与《隋书》、《新唐书》、《旧唐书》所记录的“康国”内容相似，合理地解释了康国作为大国，与诸多小国之间的从属关系。《隋书》：“康国者，康居之后也”的简要记载，虽然字数不多，寥寥八个字，但是却言简意赅地指明了康居国与康国之间的关系。
粟特国家处于交通要道的纽带地方，是丝绸之路文化艺术以及东西两地经商贸易的十字路口的中心地带。从以上的唐朝及邻国方位图，可以看到，昭武之地的国家数量就更多了，分布也比较分散。
二、胡乐人和多部乐伎乐人的服饰特征
1.胡乐人的服饰特征
胡乐人们穿的衣服，称为“胡服”，这种衣服包括了少数民族和外国衣服的样式。胡人群体来到了中原以后，不仅仅在胡乐器、胡乐舞方面，给中原内陆带来大量的胡风与胡韵，其实在生活方面，也同样带来了很大的影响。他们从西域不远万里远道而来，传来了胡马、骆驼等交通工具；胡器、胡瓶、胡杯等胡物。
也带来了可口的胡食、葡萄酒等等。衣、食、住、行当中，首当其冲的就是身上穿的衣服了。《旧唐书舆服志》中记载了胡服兴盛而受欢迎的情况，唐代开元初期，“从驾宮入骑马者皆著胡帽……太常乐尚胡曲，贵人御撰尽供胡食，士女皆竞衣胡服。”唐开元初年，驾宫骑着马进入的人，都是带着胡帽的，太常音乐中也经常混合着胡曲。
王室贵族们尽享了胡食，而仕女们竞相争着穿上胡人的服装。在本文中，笔者将结合正史史料，对胡乐人的服饰进行逐一阐发与讨论。隋唐时候，中原本土的人们的衣服、帽子、裤子和鞋履，经过从汉代以来，各个朝代的更新和严格改创，变得更加多姿多彩与款式多样了。
隋唐时候的衣服上承南北朝，下接宋代，起到了良好的承上启下的作用。由于西域胡人前来中原地区的时候，一并也随行带来了很多样式的胡服，大唐长安城的人们看到之后，颇为喜欢，纷纷效仿和穿戴，在市井街道和里弄巷口，经常可以看到长相是中原化的人们，戴胡帽、穿胡衣、化胡妆、蹬胡靴。
帷帽”起初称作“羃篱”，至隋唐时候称作“浅露”。《旧唐书舆服志》：“永徽之后，皆用帷帽，拖裙到颈，渐为浅露。”自唐高宗永徽年间之后，帷帽开始流行起来了，作为外出掩面的用具，一直拖至人的颈部。胡人特别喜欢戴胡帽，特别是男性胡人，帽子更是常见的搭配。从各种各样的胡帽式样来看，帽型多样，颜色不一。
除了戴在头上的女子羃篱、男子胡帽以外，那些色泽靓丽、新鲜潮流的胡服，更是得到中原女士的追捧，在大街小巷都能够看到妇女们穿着胡服和胡裙，《乐府诗集》：“女为胡妇学胡妆，伎进胡音务胡乐”，中原的女子们受到西域来的胡人的影响，纷纷学起了胡人女子的化妆技巧。
而乐伎们则十分偏爱胡音与胡韵，向西域胡乐人们交流胡乐器与胡乐舞。唐代的中原人们对于胡服的喜欢并不是赶一时的潮流，跟风一段时间，据史料的相关记载，那些异国风情浓厚、款式多样的胡衣和胡服，在中原风靡了接近半个世纪的时间。从昭武九姓西域地区，由胡人们带来中原地区的胡帽、胡衣、胡裤、胡裙、胡鞋。
很受中原人民的喜欢，这些代表着少数民族和外国特点的胡人的服饰，成为了上至宫廷阶层、下至百姓平民，所争相穿戴和模仿的对象。在长安都城的街市上，到处可见中原本土人民中，男性戴着胡帽，穿着胡衣；女性穿着胡裙，化着胡妆；而孩童则吃着胡食，戴着西域的装饰品等等。
在阶层等级严明的皇室宫廷之中，也可听到从西域传来的胡乐器在奏乐；来自昭武之地的胡旋女在跳着胡舞，各个音乐机构的乐人们在歌唱胡乐曲、演绎胡舞曲等等。
2.多部乐伎乐人的服饰特征
隋唐两个朝代宫廷之中的多部乐伎．从隋代开始开初的部乐，发展到太业时期的九部伎，到唐代完成了十个部伎的整体编制。在多部伎的乐舞之中，还伴随着相应的乐曲、歌曲、舞蹈等表演节目。我们知道，多部伎中有很多就是昭武九姓的西域地区传来的，例如：龟兹伎、疏勒伎、天竺伎、高昌伎等。
因为来自不同的地方或者小国，各部伎内部所用的乐器、歌舞风格也不完全相同，体现了多个民族和地带多元的音乐、舞蹈艺术。隋唐的多个部伎（部乐），是包含了丰富多彩的多种艺术形式的，在演绎的同时，也是配备了相关的装备用具、表演服装、各种乐器、乐器架子、乐工、舞人的。
从陆上丝绸之路通道而来的各个小国，在唐代各个皇帝的执政期，陆陆续续向中原派出了遣唐的使者们。他们向大唐进献了很多著名的乐人、舞人，以及优秀的乐舞形式。通过这些乐部所提供的表演，可以直观地感受和了解到对应的乐舞制度。
包括：各部伎的名称，来源于何地，有多少跳舞的舞工，舞者的服饰、搭配、装束是怎样的，演奏乐曲的曲名，用了哪些胡部的拨弦乐器、吹奏乐器、打击乐器，演奏乐器的乐工人数是多少，乐人的穿着、打扮有什么特点等等。
三、总结
唐玄宗时期，建立了庞大的十部伎的乐舞编制体系，与此同时，为了适应宫廷用乐和宴飨场合的多重需要，又专门设立了坐部伎与立部伎的制度。坐、立二部伎之中也囊括了乐器演奏与乐舞表演，两个部伎既然是紧随十部伎而产生的，必然与后者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在盛唐的音乐演出之中，立部伎有八部、坐部伎有六部。
通常而言，立部伎的人数较多，而技艺不如坐部伎的乐工和舞人；而坐部伎的人数偏少，但演出水平更高一些。另外在形象方面，其显著特征是深目高鼻、面部轮廓与线条清晰分明、多须髯、发型多变、头发乌黑卷曲，身形高大、长相聪慧，平民与贵族之间，有着明显的帽子配饰、衣料、穿着上的等级差异等。这里就不再具体讲解了。